这是因为，人治与法治的根本区别，并不在于治理国家需要的是发挥人的作用还是法的作用，而是在于人的地位与法的地位的高低。
而政治体制改革所涉及到的又不仅是一般性问题，而是至关重要的政治权力配置问题。朝廷致力于向全国臣民灌输君权神授思想，制造对皇帝的盲目崇拜，什么真命天子、真龙下凡、民不可一日无君、天皇圣明，臣罪当诛，一连串的神话到处宣扬。
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，君权至上与法律至上，人治与法治，这几对概念是相对应的，后者取代前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。法律与法律之间，层次高下不同，地位高低相异，效力也不一样。大力宣传依法治国的内涵和基本精神，使之成为全党上下和全国人民的共识，并付之贯彻实施，就可以为理顺党法关系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。由于历史等诸方面的原因，从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始，就存在了党政关系理不顺的问题，毛泽东同志在《井冈山的斗争》一文中，就批评了以党代政，党政不分的现象。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，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。
所以，邓小平同志关于民主必须与法制相结合的理论，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一大发展。有些执法的人把法律、纪律、道德、良心全都抛诸脑后，一切以捞取物质财富、追求豪华享受为唯一标准，心目中哪会有宪法和法律的地位？ 近年来，在政法战线上，权力、金钱和人情对执法队伍轮番冲击，一只只沾满钱臭的手，伸向法官、检察官、警官，极力推行法的商品化，执法机关的市场化。这个误导已经深入脑髓，别说别人，就是我周围的亲戚朋友，虽然他们都已经非常清楚我平常讲的这些，而且完全认同，但过些日子全忘了，脑子里总是摆脱不了土地公有的概念。
我说的这种死二十多年来全中国得有几百万人，这也是非正常死亡，不只是说拆迁时发生暴力、抵抗、撒汽油自卫，非到那个时候才叫血拆。而且现在广东也好，哪里也好，还了这些房子，也不是把国有资产还给个人，它是始终产权没有转变。这种拍脑门的法律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，其实是法律精神的一种倒退，最初在宪法里没有这一条，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，1982年宪法写进去了，很多私有产权的土地，本身有明确的产权，稀里糊涂归国有了，这个归的过程没有程序，你至少得拿出一个依据来，为什么归为国有？像刚才讲到的，你要有正当的理由，而且经过法律的确认，确实用在公益事业上，才是合法的。文革后20年当中完全没有发还经租房和代管产，但自1997年开始有了变化，在部分地区或针对部分群体，先是在广东省，发还了所有华侨的经租房和代管产，然后是福建省发还了部分华侨的经租房和代管产，再以后是2012年的广西省北海市无论华侨还是非华侨。
现在很多人一看到某个侵权的状态，一看到被某官家或者房管局霸占的院子，动不动就说收走了、没收了，包括自家人很多都不了解怎么回事，自己家的事自己都不清楚。1954年已经明确保护了私人的房屋，实际上保护了私人的土地。
这就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，各人自扫门前雪，只要不拆到我家门口或者不侵害我的权利，别人怎么受害我都不管。强行分享房主的房租后，每月退给房主的部分房租称作定租，有的城市当时写成定息了，因为工商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有这个定息，但这完全是两回事，息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明白，这与当时的经租状态毫不相干。还有王汉斌的回忆，他也是当时宪法修改委员会的成员，他说奇怪了，土地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不做规定，所以这次就要规定土地所有制。福利分房这个词实际上是错误的，那是过去低薪时期的实物工资，但有些人当时被安排在胡同平房里，没有安排楼房式的宿舍，所以相关单位都至今欠着他们的实物工资，改善生活应该从这个途径。
还有一个遇到的问题，要搞改革开放，海外很多人回来了，孙科的房子在南京，许司令住着，怎么办？干脆说土地权是国有的。1954年宪法写过农民的土地所有权，城市没写是因城市没发生过土改，而房屋和土地天然在一起，所以在宪法已规定保护私人房屋所有权和私人财产的前提下，没必要再单独提起。下面几张都是祖宅主人自己修复的宅院，这是北京和扬州的，这是北京东四八条，这是我和房主人在一起，这个院子他们家在清朝就买下来了，前些年房地产开发商差点把它拆掉，好不容易保下来的。下面有请人民大学的张清勇作评议。
有些人想在这上面找到自己的家，但直接从公告上很难找到，因为上面密密麻麻的，所以做出电子版来辅助。所以这里的问题是非常大的，我觉得一个国家就是一个一个的个人组成的，我认为这些事情应该停止，如果不停止，这么继续下去时不行的。
五年过去了，关于土地和私人财产保护方面的立法情况，非但没有好转，反而更加糟糕，如新近出台的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、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和新制作的不动产权证书，对无论是祖宅业权还是90年代以后出现的个人商品房业权都是没有任何保障的。而最高法回答的意思是，即使是文革后没有再重新确权，这宅院中的空地也应该补偿，说得非常明确，最高法显然是认可文革前的原始地籍图，而且要求按现在的市场价赔偿。
许教授认为福山是一个外国人，对中国情况不了解，其实我注意到福山有这样的观点，他说中国历史上的法治，对统治者专制的权利是没办法限制的，缺乏这种限制。第二点，其实1954年宪法就是在保护私人的房屋和土地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把土地跟房屋分开了，如果1966年以前跟谁说房屋跟土地是能分开的，他认为你发疯了，不可能的事，它们是自然在一起的。特别是中国仇富的传统历来就有，所以所谓改朝换代也好，革命也好，往往都是一种财富再分配。其实在宪法的修改过程中，有关城市土地属于国有这一条确实没有什么争议，但是对于什么有争议呢？对于要不要把农村土地规定为国家所有这一条争议很大，最后说会引起动荡，引起农村的很大震动，所以我们不把农村土地也规定为国家所有，差一点也把农村土地规定为国家所有。宗地两个字是非常重要的，代表着这一块地是你的土地财产。一所宅院怎么可能把房屋和土地分开，不可能的。
我展示几张照片，是房主人真正回去了以后，结束了那种侵权状况，房主人自己会把自家宅院修复得舒适并且漂亮，对房主人本人来讲是找回了做人的尊严，而对社会来说是留下了一份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。因此我认为，在要求修改宪法和废除第十条的同时，首先要说清楚土地管理法的错误和它在基本观念上带来的严重误导。
章立凡：我看许崇德回忆录，比你说的情况更详细一点。你说那些高官们就这么随随便便弄出一个什么宪法，坐在那儿说几句，这个国家的整个命运就定下来了。
而要弄清这一点，你就要具体地分析，当时政府在征地和拆迁私房时是如何行事的。另外城市土地归国有，城市是不断变化的，中国1982年有多少城市？最多一二百个城市，现在有多少城市？没有一千也差不多了，所有这些城市都归国家所有吗？所以这种法律上的倒退，或者是严重缺乏法理的东西，那一代领导人拍脑门定出来的这种法律，现在不适合中国发展需要。
五、六十年代里，中国政府是给私房业主发了产权证、房产证等等证书，从而至少在形式上承认了房主对于私房的这项或那项权利，但那时的中国政府是不是真地承认和尊重这样的私人产权？对于这一点，怕是不能简单地按法律文书的字面来下结论，而需要仔细地考证当时的实际社会生活。赵农：感谢韩朝华老师的建议，我认为这个建议也是比较中肯的。下面我们有请李炜光老师评论。这是1963年的一个《房地产所有证》，当时被政府经租的这1亿多平方米的房屋，不准再做房地交易，但是其它的一直在继续，就是自己自住的和那些少量的仍然出租的房屋。
赵农：今天的双周讨论还是非常热烈，首先得感谢华女士，给我们带来如此丰富的资料，也感谢诸位评议人精彩的评议，今天的活动就到此为止，谢谢各位。刚才我们讲的比较多的是在1982年宪法制定的时候的考虑，但是在之前，我们没有讲城市土地、农村土地属于谁所有，1981年的2月1号，当时胡绳做了一个简短的报告，他说有些问题我们还拿不准，比如说关于土地所有权的问题。
被经租的私有出租房屋虽遭侵权，以后谁住这些屋子你不能再说话了，你也不能走进你自己的屋子里面，你不能再享有各方面保护你的权利。少量是指什么呢？当时政府定了一条线，就是如果你北京比如说主人拥有225平方米就经租，如果你拥有225平方米以下就不被经租，还是照常出租房屋，照常收租。
这次她很快就讲完了，比她自己预想的要快。山西法院指的是文革之前已经是私产的那些土地。
到了最后，宪法要表决的时候，彭真代表宪法修改委员会做了一个报告，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，从我国的现实状况出发，作出了明确规定。另外，不是政府给这些房主人房租，而是刚才说过的，是强行分享，这是很残忍的，我周围接触的那么多的房主人走投无路，我能不有情绪吗，我说话能不带有情绪吗？我是有血性的人，我周围看到很多这样的房主人，真是很悲惨，北京也好，扬州也好，你说作为学者来讲，就应该这样说话或那样说话，但我们都是长着一颗心的人。那时，还保留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绣花，也不是作文章，那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这样的理念。说白了就是：我的就是我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你不服我就要杀了你，你的家人也要受到影响。
华新民：完全没有认可红卫兵的行为，依然在说征收城乡土地，而征收行为是包含赔偿的。宗地这个词，发现好多人都不大明白，宗地这个词分为名词和量词，一宗地是量词，相关城市土地的规定当中可以见到这个量词。
房价中以地价为主，房主怎么可能会不拥有土地财产呢？但是大家再看看现在的这个《不动产权证书》。这是上海的，每一份权状里都有相关私有宗地的地籍图，标有地号，每一块地的归属都十分明确。
这里显示的地产税和房产税是分开的。所以实际上公有制是破产了的，是欺骗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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